当前位置:首页 >> 拍卖资讯 >> 2013年泰和嘉成秋季艺术品拍卖会--“学以传古”与“书以载道”—— “罗、王”文化世界中的两个价值

拍卖详情

2013年泰和嘉成秋季艺术品拍卖会--“学以传古”与“书以载道”—— “罗、王”文化世界中的两个价值

 

泰和嘉成秋拍将推出罗振玉、王国维书法艺术专场
“学以传古”与“书以载道”
—— “罗、王”文化世界中的两个价值面相
 
丁小明
 
        毛笔书写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艺术现象与精神现象,当下所主要关心的还是他的审美价值。如何拓宽我们对中国知识人两千年不倦书写的认知,如何将这一文化行为与中国人文史连接,更多关注书写内容与形式相结合所产生的精神影响,甚至使之如何成为我们探知国人精神世界与人文养成的引导,这是我们在品鉴知识人书迹时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       让人鼓舞与欣喜的是,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以超前的眼光、独特的品格在2013年秋拍推出“同心传古——罗振玉、王国维书法艺术专场”,很显然,这一高出同侪的举止让我们思考在白手套与天价成交之外,拍卖对文化甚至学术研究可能有何影响与作为?也让我们在回顾二十世纪初学术史、文化史甚至政治史上这一节既曲折幽深而又充满纠结的前尘往事时,除了感慨我们的健忘,汗颜我们的无知,更促使我们不要忘记自尊自重自信。实在地说,相对拍卖最终成交额,笔者更关注这场拍卖所带来的场外意义,并乐意为之摇笔鼓吹。
          话说清末民初那时,西学涌进,国学衰微。旧式学人大多步趋在乾嘉学术的脚跟之后贩着“古时丹药”,新派学者则在膜拜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的同时又要求“废庙罢祀”。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关捩点上,有两位盖世英雄,横空出世,他们既摆脱了“八部书外皆狗屁”的“侫古”漩涡;又叱退了西学输入所带来“是己非人,是今非古”的 “疑古”狂澜。这两位为中国学术重新找到安身立命之所,引领中国学术研究新风气的大师巨子就是罗振玉、王国维。后人将他们共同开创的新学科及研究的相关学术,如甲骨学、敦煌学、古器物学、简牍学、明清档案学、汉魏石经学等并称为“罗、王之学”。
         在此,本人无意就罗振玉、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作长篇大论式的评说,只想集中提出并作答两个问题:一、我们应如何评价“罗、王之学” 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?二、我们应如何看待罗振玉的书艺成就?
        如何评价“罗、王之学”,我想我们应当将他们放在中国学术史的长时段中,特别是身处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的晚清中国,在学派纷纭、门户林立的“百家争鸣”中,将“罗、王之学”与同时期的学术巨匠的学术成就作一论衡。以下就以学力、影响为坐标,选择足当与罗、王争一时短长的“章、黄之学” 及朴学大师孙诒让为代表作一比较。
         与“罗、王之学”创建了甲骨学、敦煌学、古器物学、明清档案学等新学科相比,“章、黄之学”除了在音韵学上尚有馀响,到如今,其总体的学术影响已是“暮霭沉沉”。究其由,实因其“治学拘束,门庭狭隘。门户之见太深,意气之争太甚”。比如,罗、王治甲骨文声名鹊起,章太炎则气雄万夫地斥甲骨文为罗振玉所伪造。事实证明,这可算是他学术生涯上的最大败笔。黄侃在日记中这样评价王国维:“少不好读注疏,中年乃治经,仓皇立说,挟其辩给,以眩耀后生,非独一事之误而已。”作为“章、黄之学”的中坚黄侃,他对传统经籍用力极深,拟五十岁以后著书,可惜的是,他四十九岁病亡了。他的古音分部综合清人旧说而后来居上,但守成有余,创新无功。他去世后,杨树达在日记里说:“近日学界人谈及季死,均谓季生时声望虽高,百年后终归岑寂……季刚受学太炎,应主实事求是,乃其治学力主保守……此俗所谓开倒车。世人皆以季刚不寿未及著书为惜,余谓季刚主旨既差,是享伏生之年,于学术恐无多增益也。”杨树达此论虽近刻薄,现在看来,到也是大实话。(“章、黄之学”的评价参见胡文辉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一书)此外,特别具有反讽意义的是,作为章、黄之学后劲的王仲犖先生、朱季海先生,后来居然写出了《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》、《甲骨别录》等属于“罗、王之学”学术范围的倒戈之作。我们除了敬佩的这些章黄后人“吾更爱真理”的勇气,恐怕惟有感叹“章、黄之学”日薄西山的境况了。对这些转变门庭而预“罗、王”之流的章黄后人而言,与其说他们被“罗、王之学”所同化,到不如说“罗、王之学”就是那个时代学术研究的方法、道路与真理。
        孙诒让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朴学大师,有 “清三百年朴学之殿”之誉。孙氏经史诸子皆通,亦留心古文字,与章、黄相比,孙诒让的学术态度并不保守,甲骨学研究的开山之作《契文举例》就是他所著。从早年经历看,孙诒让与罗振玉的治学路径相同。从治学精深程度看,孙的水平绝不在罗、王之下。以这样逻辑来看,孙的学术成就应不在罗、王之下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比如两者都从研究甲骨文出发,孙诒让的甲骨学研究主要是停留在“释字”层面,远没有达到罗、王以甲骨文考史的高度。究其原因,两者的差异之处在于研究环境与学术取向。从环境上讲,孙诒让的甲骨文研究属于“独学无友”的研习,缺少与外界深度学术的交流。罗、王的情况就大相径庭,他们身处通都大邑,相与研讨者是刘鹗、林泰辅这样硕士俊彦,还有一线的古董商为他们提供甲骨实物,他们亦会动手动脚去找材料、寻线索。这其中比较典型的事情是,在甲骨学研究的初期,罗振玉一直在访查甲骨出土的原始地,而一旦他最终确定了商都安阳为甲骨出土地,并释出了甲骨文中的“王”字之后,罗、王就打通了由甲骨文证殷商史的大道,并由此进入了甲骨学研究的快车道,其一日千里的进程非孙诒让能望其项背了。同样是“笔墨当随时代”的“预流”,孙诒让与罗、王之间的学术取向上的殊途,也是他未能开启甲骨学研究大门的主要原由。孙诒让的治学兴趣多在经学,而罗、王的治学兴趣则集中在古史考证上。趣旨不同,自然会影响他们的研究思路,毋庸置疑,能将甲骨文与殷商史联系起来的只能是罗、王,而不会是孙诒让。
        所以说,在天崩地解的民国初年,“罗、王”、“章、黄”及孙诒让这样的大学者都在为中国文化做着“存亡继绝”的传古之业,而惟有“罗、王”能开旧布新,他们所开辟的甲骨学、敦煌学等新涂径,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础,说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万丈的光亮,绝不是过头的话。
        也许有的看官会觉得在拍卖图录上闲谈“罗、王之学”的意义过于大言炎炎,甚至有离题之嫌。就事论事地说,这场“罗、王专场”的拍卖毕竟是一场学者书法的盛宴,那么,就书法本身而言,我们应如何看待罗振玉的书艺成就呢?
        在我看来,第二个问题恰恰是与第一个问题紧密联系的。尽管罗振玉的书艺水平在民国书家中绝对是超一流的,张本义、萧文立、龚鹏程诸先生皆有妙论。其中龚先生甚至认为从诸体兼能与碑帖结合层面上,罗振玉对书法资源的综合利用程度要高于吴昌硕。他才是近代书法史上真正转关性的人物,在书法史上是难得的会通性的人物。其推崇不可谓不高。尽管罗振玉也从来没有放弃书法技术上的锤炼,终其一生,他留给我们大量的形神逼似原作的临作。我还是认为,相对于他如山如海的精神世界而言,以书法家及文人的本位来看罗氏书法的惯常眼光,不免有些语之皮相。既然罗振玉表达过“平生不愿以薄技娱人”与“无意于书”的思想,那就说明他的书作既不为娱人,也不当以为自娱。那么我们就要思考罗振玉一生不倦书写的目的又是什么?他的书作在我们传递着他怎样的精神诉求?
        以我个人的理解,他的书法给人最直观的感受,就是他那不苟一笔的恭敬姿态,细细品味,又会觉得字行间弥漫着一股从容不迫的静气,一股外物不移的静穆之气。在罗振玉的书法世界里,没有审美表现上的加法,也不见沈曾植、康有为、吴昌硕那样用笔触来探索着心手逍遥的极限,有的只是他在笔墨锤炼中做减法。无论真草隶篆行,皆不尚意气,皆以雅正平和出之,其潜在的精神指向当是儒家的“忠孝道义”之训。他用不忧不惧的笔道创造着近现代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精神世界,所反映的是内心可大可久的儒者气象。说到这里,我们大致明白罗振玉的不倦书写的意义。对他来说,书写就是精神修炼,特别是他矢志从事“守缺抱残”的事业面临着花果飘零、沧海横流的结局时,纸上的书写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坚守与拯救。观其书法,不知其志可乎?罗振玉之书法,书以载道也,我作如是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