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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泰和嘉成古籍文献碑版法书综述

 一年一度春拍在即,今年的《古籍文献·碑版法书》分为一·二两编,举凡善本墨拓,法书宝绘,择其精雅者略述之。《古籍文献·碑版法书一》中拍品604-666为同一藏家系列,多为精致文人书房小品,风格隽雅,667-706为藏书家墨迹系列,搜罗清代民国著名藏书家墨迹多件,形式各异,条幅,对联,扇叶具有,书法风格多样,书卷气浓厚。707-755为资深藏家系列,如溥心畬作品多件,内有山水对联中堂一组,引人注目。祝枝山草书卷亦精彩。又如《弘一法师硃书金刚经》全帙,保存旧装,织锦书衣,通篇用朱砂写就,小字静雅恬淡,数千字一丝不苟,笔笔中锋,结体古拙。既非早年学碑时锋芒毕露之体,又非晚年瘦硬清挺之态。展卷可知此乃上人学佛之初,书法转型期之作品也。卷耑钤佛像肖像印及名印。可参考上人出家前断食时书作,即用“李息”者。上人曾就抄经一事请教印光法师,《印光法师文钞》中即有《复弘一师书》一文。上人写经代表作为《华严经集句三百联》,其他写赠结缘者多为佛号法语,目前传世写经全帙仅见上人晚年为金华咨甫所书《金刚经》一部。故本拍品既是上人书法面貌转变时之重要作品,又是早年弘法之宝。767-778为张牧石·张静怡夫妇旧藏系列,有张伯驹,潘素,周汝昌等近代文化老人墨迹数种,皆文人唱和酬答之作。此外有关竹刻之金西厓家旧藏《锲不舍斋图》手卷,楼辛壶画,沈尹默,高式熊题跋。《西厓锲简图》册页,皆不可多得之物。并有竹刻臂搁,扇骨数十件,可供藏家清玩。
       
《古籍文献·碑版法书二》中范文澜手稿及相关文献部分为852-882号拍品。另一书中尤物——《冬心斋研铭》。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古籍出版社精选清代文集影印出版《清人别集丛刊》,其中入选者均为版刻极佳且较为稀见之物,《冬心先生集》则赫然在目,这本书是集了《冬心先生集》和《冬心斋研铭》两种书影印而成。清代徐康《前尘梦影录》中就提到有些印书的用纸就是宋版佛经中的衬纸。为金农生前将部份砚铭汇刻而成,它和《文集》应该都是扬州般若庵雕刻的,在卷末均有“吴郡邓弘文仿宋本字画录写”楷书一行。本书雕刻精美,仿宋体字颇具书法意味,迥非普通仿宋可比肩,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审美快感。也因为作者对作品近乎苛刻的要求,造成了它存世量稀少的现象。《冬心先生集》被收入《中国版刻图录》,这也从一个侧面凸现了此刻本在清代版刻中的标志地位。而相对于《冬心先生集》而言,《冬心斋砚铭》则在存世量上似乎比它还要稀少,这可以从二者在拍卖中出现的次数上就能窥到其中消息。 本次征集到的《冬心斋砚铭》,纸质高古,墨色沉郁。上钤有“皇六子印”,“觉罗崇恩审定”,“珊瑚阁珍藏印”,“络緯小吟”,“七桥漫士”诸印。
       
再如见证盛世风华的《南巡盛典》,此书一百二十卷,清高晋等纂,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由武英殿精工刻成进呈本,半页九行,每行十九字,遇抬头多一字,白口,单鱼尾,四周双边。卷首有朱印清乾隆三十六年御制序,三十一年(1766年)高晋请旨修书奏文,高晋修成表文,三十三年(1768年)三月傅恒校阅奏文,同年六月浙江巡抚熊学鹏奏文,高晋汇集书成表文,凡例,名胜图绘及高晋等六十四人纂辑、校勘、誊录、监刻职名。《南巡盛典》记清乾隆十六年(1751年)、二十二年(1757年)、二十七年(1762年)、三十年(1765年)高宗弘历途经直隶、山东四次南巡两江两浙的情况。清乾隆三十一年(1766年)七月两江总督高晋请旨纂辑此书,三十三年初稿成。高宗命大学士傅恒校阅初稿,傅恒阅后上表,认为条例详备,但内容只限于巡视两江,应将巡视两浙及途经直隶、山东的情况一并载入。高宗同意,令直隶、山东、浙江将所辑材料都送交高晋,令其总揽。高晋重新纂辑并于乾隆三十六年修成全书。
       
古人凡记录生平涉历之事,为记为图之者。首推完颜氏《鸿雪因缘图记》。全书共三集,每集分上、下两卷,一事一图,一图一记,图记凡两百余篇,汪春泉等绘图,为作者记述身世与亲历见闻之作。完颜麟庆,喜刻书,家富收藏。曾任江南河道总督,后道光二十二年因河决而罢官,自言“以十余年两河劳瘁,一旦卸肩,反觉优游”,雅嗜藏书,返乡后建成半亩园,构“嫏嬛妙境”作藏书楼,与旧日属僚校阅图书,鉴藏字画。先后接受赠书、访求遗书有八万余卷,完颜家族曾出过两位治水名臣:一位是麟庆的叔高祖完颜伟,乾隆时期曾任江南河道总督;另一位就是麟庆。麟庆还在颍州作知府的时候,两江总督孙玉庭举荐他去河南巡查河道。孙玉庭在推荐书里评价他“办事精勤,见解敏速,人亦能自爱”,集两代治水之所能,后完颜麟庆于道光十六年,编成治水名作《河工器具图说》,其自序中说:“尝于祁寒暑雨,周历河壖,每遇一器,必详问而深考之‘……日积月累’辑为一编”。在中国治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       
再如蒋氏刊蓝印《密韵楼七种》分别为宋朱长文撰《吴郡图经续记》三卷,魏曹植撰《曹子建文集》十卷,唐李贺撰《歌诗编》四卷,宋周密撰《草窗韵语》六卷,宋宋伯仁撰《雪岩吟草甲卷忘机集》一卷,宋祁祥正撰《青山集》三十卷,唐窦常等撰、褚藏言辑《窦氏连珠集》一卷。都是北京文楷斋景宋刊本,刻工既精,纸墨又佳,以《青山集》为例,《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集部三·别集类二上》云:“此本蒋君汝藻曾覆刻行世……模刻极精,下真迹一等,近世翻刻宋本恐无逾之此者矣。”此实非过誉之辞。这些书堪称民国期间雕版艺术的代表作,至今已流传稀少,被人们目为新善本。
       
金石部分之重器则是这一册图录的封面《极初拓大克鼎拓本》。
       
此轴大克鼎拓本,为极初拓本,上钤“伯寅宝藏第一”。其所拓铭文在铜锈挖剔之先,实因此鼎初到潘家,因铜锈敷字,故旋即剔除,此初拓未剔者实得有数几纸,无愧海内球璧之称。据宁路霞所撰《百年收藏》第94页,按潘氏得此鼎,求拓者甚多,均以翻本报之,故此器原拓已属麟凤,更何况此为未剔锈本!人间恐无二三。
       
其上有潘祖荫李文田黄士陵马衡陈治诸位金石大家题跋,名家递藏,实流传有序之名物也。摩挲品评想见昔贤赏古雅集之乐也。
       
此幅拓片的最具学术价值之处,非但在于诸家尤其李文田公的详明考释文章,更在于所著年款为光绪十五年已丑(1889),足能纠正学界关于大克鼎出土确切年份的一大缪误。遍查各书,如权威书籍——文物出版社之《中国青铜器全集》第五集西周1部份,均以大克鼎于1890年光绪十六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镇。见此拓本,李文田释文明确年款光绪十五年五月,马衡亦持此年份,而铭文拓版边钤有已丑所拓一印,亦为1889年,则此鼎出土至少不会晚于1899年或更早,因从陕西至北京,从出土到为人认购,非经一年光景断不能为,此拓一出,铁证如山。况且,查《潘文勤公年谱》,知潘祖荫逝于1890年,则即使此鼎1890年初出土,辗转至潘手又经考订校剔,岂一年间能为之?潘若逝于1890年,则鼎岂能得其考藏,所以综此二证,所谓大克鼎出土于1890年当为一大谬误无疑。故此拓解决了学术史一桩公案,发覆之功,此拓提供了第一手资料。
       
收藏在于留住那段历史,故此拓书斋展观,可发思古之幽情也,晚清乃文物鉴藏盛世,今有好古者念此,当心向往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