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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泰和嘉成春季古籍拍品赏析之15—极初拓大克鼎拓本赏析

        清中晚期青銅鼎彞收藏之風極盛,其中所收以陳介祺氏之毛公鼎,吳大澂氏之大盂鼎及潘祖蔭氏之克鼎為最,堪稱國寶。此三大重器皆有一段傳奇的故事。最驚險無比的當推大克鼎,今日展觀大克鼎極初拓拓本,我們不妨先來回憶下其中傳奇故事。
       
大克鼎也可稱作善夫克鼎,鑄造於西周孝王(公元前10世紀末)時期,清光緒十五年(公元1889年)發現於陝西扶風。出土當時為一個器群。計有小克鼎七具為列;克鐘五枚成組,另有克鎛、克盨等多件器物,同為西週一個名叫“克”的貴族所鑄,而大克鼎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件,堪與毛公鼎、散氏盤和虢季子盤相媲美。

        克器群在重見天日後即被拆散,並從此天各一方。晚清的金石大家,如端方、吳大澂等人均曾收藏過小克鼎等克群器物。時至今日,北京故宮博物院;上海博物館;南京大學圖書館;天津藝術博物館;以及日本的書道博物館;黑川文化研究所和美國的芝加哥美術館等處都分別收藏有小克鼎;克鐘、克鎛、克盨等克器。
       
大克鼎是西周孝王時,善夫克為追述其祖父師華父輔佐周王的功績;頌揚周天子並感謝大王對自己的重用和賞賜而作的重型禮器。大克鼎造型為雙立耳;口沿寬闊;頸部飾三組獸面紋,六出脊;器腹稍垂,飾以大波曲紋;下承三粗壯蹄足,足上部亦飾有獸面紋。整體感覺莊嚴凝重;氣宇軒昂。器的內壁鑄有銘文28行,計290字。通篇銘文佈局在整齊的網格之中,每格一字,是少見的金文書法傑作。其內容依大意可分成兩段:前段是克歌頌祖先師華父謙遜的品格和美好的德行,能夠輔弼王室,靖遠安內,周王追念其功績,任命師華父的孫子克擔任宮廷大臣,出傳王命,入達下情;後段記載了周王對克的冊命辭,重申對其官職的任命,並賞賜禮服、土地和奴隸,於是克叩拜謝恩,稱頌天子的美德,並鑄造大鼎來祭祀師華父。這篇銘文一曏被視作研究西周奴隸制的重要史料。
       
大克鼎重光後,首先為津門人士柯劭忞收藏,而柯氏是為潘祖蔭的門長。未幾,潘氏得知柯有大克鼎入藏,欣羡不已,親往求讓。稍加協商,大克鼎即易主歸潘祖蔭所有。三十年前,潘已藏有大盂鼎,於今又得大克鼎,兩大禮器至尊齊聚潘府,可謂壯觀,潘氏的金石聲名也由此益盛。盛名之下,不免引來諸多文人雅士及顯貴上門,以求一睹二鼎的尊容。但潘氏奉二鼎若拱璧,不予示人。為此潘家還真得罪了不少人。
       
孰料,潘祖蔭在得到大克鼎的當年即撒手人寰。潘本人無後,而潘家也再無當朝為官之人。潘祖蔭的弟弟潘祖年,雖不為官,但也深知官場險惡。怕哥哥的去世使潘家失去庇護,遲早會遭人暗算。於是經過族內商議,決定舉家回遷故鄉蘇州。大克鼎和大盂鼎以及大量鐘鼎珍玩就此隨潘家離開京城,落戶到了蘇州。
       
在此後的日子裡,大克鼎、大盂鼎等潘家珍藏歷經端方強索、國民黨當局誘騙以及日本佔領軍搜查深埋地下等諸多磨難。終於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獲得新生。潘家後人於1951726日將大克鼎、大盂鼎等全部所藏捐獻給國家。從1952年上海博物館開館至今大克鼎已在此公展了半個多世紀。而大盂鼎卻於1959年為支援北京歷史博物館開館,調撥到了北京。

此軸大克鼎拓本,為極初拓本,上鈐“伯寅寶藏第一”。其所拓銘文在銅鏽挖剔之先,實因此鼎初到潘家,因銅鏽敷字,故旋即剔除,此初拓未剔者實得有數幾紙,無愧海內球璧之稱。據寧路霞所撰《百年收藏》第94頁,按潘氏得此鼎,求拓者甚多,均以翻本報之,故此器原拓已屬麟鳳,更何況此為未剔鏽本!人間恐無二三。
       
其上有潘祖蔭李文田黃士陵馬衡陳治諸位金石大家題跋,名家遞藏,實流傳有序之名物也。摩挲品評想見昔賢賞古雅集之樂也。
       
其中李文田。學出於鄭樵、王應麟等人,對遼、金、元三史有研究,對西北史地、金石故物、醫學、詞章詩文等,考索極詳。所居之處,出桌椅外,唯有圖籍,列櫝數十。有“讀五千卷書室”。葉昌熾曾在他門下數年,每得一古本舊拓,與葉昌熾疑義共賞析。精於鑒賞,人稱“金石、碑帖、書籍板本之源流,皆得其要”。曾收藏馬氏“小玲瓏山館”舊藏的秦代泰山石刻及漢代華岳廟碑,遂將藏書樓名為“泰華樓”(一作泰華山堂),藏三朝石刻頗多,與吳榮光並稱“博藏家”。晚年又得清廷賜書,改藏書樓為“賜書樓”。李文田於碑考古造詣精深,題跋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。
       
黃士陵主要致力於金石學。北京是文物薈萃之地,又得從盛昱、王懿榮、吳大澂等名家問學,他不僅開拓了視野,而且多年的印藝實踐在國子監得到了理論昇華。光緒十二年(1886)八月起,黃士陵以國子監祭酒盛昱之命摹宋本《石鼓文》。在北京三年,黃士陵廣泛研求周金漢石,轉益多師,從中領悟“印中求印”的不足,而努力探索“印外求印”的途經,作品出現了新的意趣。故此公題跋乃行家品賞。
       
馬衡是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院長,尤其精於金石碑版之學,上承清代乾嘉學派的訓詁考據傳統,又注重對文物發掘考古的現場考察,主持過燕下都遺址的發掘,對中國考古學由金石考證向田野發掘過渡有促進之功,遂使其學術水平領先於時代,被譽為 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 。主要著作有《中國金石學概要》、《凡將齋金石叢稿》等。
       
陳治:字伯平,清末民國初,浙江紹興人,善刑名,極矜慎,工小篆,師安孫叔茀,筆力遵勁,楷書亦神似。能篆刻,兼能繪事,松石,山水皆工,為張鳴珂稱賞。

此軸以李文田考釋文章為最早,所拓銘文又在銅鏽挖剔之先,今日觀之,李氏考釋當為潘氏最初對銘文釋字的依據,墨稿尤為難得,而拓本在挖剔之先,應屬海內孤本。
       
此幅拓片的最具學術價值之處,非但在於諸家尤其李文田公的詳明考釋文章,更在於所著年款為光緒十五年己丑(1889),足能糾正學界關於大克鼎出土確切年份的一大繆誤。遍查各書,如權威書籍—文物出版社之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第五集西周1部份,均以大克鼎於1890年光緒十六年出土於陝西扶風法門鎮。見此拓本,李文田釋文明確年款光緒十五年五月,馬衡亦持此年份,而銘文拓版邊鈐有“己丑所拓”一印,亦為1889年,則此鼎出土至少不會晚於1899年或更早,因從陝西至北京,從出土到為人認購,非經一年光景斷不能為,此拓一出,鐵證如山。況且,查《潘文勤公年譜》,知潘祖蔭逝於1890年,則即使此鼎1890年初出土,輾轉至潘手又經考訂校剔,豈一年間能為之?潘若逝於1890年,則鼎豈能得其考藏,所以綜此二證,所謂大克鼎出土於1890年當為一大謬誤無疑。故此拓解決了學術史一樁公案,發覆之功,此拓提供了第一手資料。
       
收藏在於留住那段歷史,晚清乃文物鑒藏盛世,今有好古者念此,當心嚮往之。